（一）明确法律之所指 在法律定义问题上争执不休，致使反基础法学家断言，建构主义法学在概念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失败。

(二)行政许可重大事项变更规制：构建普遍服务法律关系动态调整机制 鉴于行政许可重大事项的变更直接影响着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能力及履行状态，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强化行政许可重大事项变更的规制非常必要。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公共利益与私益在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能够实现和谐双赢，但就局部或者阶段性而言，基于积极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主导目的，被许可人在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的过程中做出了特别的付出，因此从权利与义务对等角度，其特别付出部分理应通过一定的特别机制进行补偿，以体现公共服务负担均等化原则要求。

在普遍服务义务履行主体能力要求问题上，社会公众需要的是能够及时承担起、履行好普遍服务义务的成熟的被许可人，而不是许可准入以后的渐进成长型被许可人。基于规制手段的多元安排，一方面，通过责令改正手段的运用，督促被许可人积极实施行政许可，体现了尽可能促进被许可人实现许可权利的宽容监管价值导向。但一些单行立法中关于中断或者退出许可的监管模式的设置与国家统一法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而在这些不同模式中，事前告知备案模式占多数。3.普遍服务场所事项变更：由零星规制向全面规制转变。四是以社会普惠为优位价值，构建公私利益关系平衡机制，强化规制保障要素支撑。

(15)普遍服务理念的实现——向社会成员普适性地提供量与质相结合的服务，需要借助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二是在普遍服务义务履行规制核心要素方面，关于普遍服务义务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规制的核心要素，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制度建设不统一。在《正义法的理论》中，施塔姆勒对法律关系的讨论与正义理论紧密结合，除了对静态的法律关系本体进行论述，他还花了不少笔墨来探讨动态的法律关系，其中包括法律关系之正当实现方式(在此处，施塔姆勒特别引入了权利滥用的概念，并从该视角来探讨权利正当行使的尺度问题(16))，以及法律关系的正当终止问题。

继萨维尼之后，法律关系更逐渐成为法学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其本体理论在东、西方法学家的探索与论战中亦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深化，进而从不同层面对法学实践产生影响。事实上，民法总则仅是民法典的一部分，但是我国民法立法却有不一样的经验。本文尝试以时间为主轴，对一些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勾勒出十九世纪以降法律关系理论在欧美等国家的传播路径，并展示后萨维尼时代法律关系理论在不同语境中颇受关注的若干重要议题*唐晓晴负责本文研究主题、结构框架的构思以及第一至第三部分大部分内容的写作。

此外，物权一词的意义，不仅指‘在一物中的权利，它还是所有与真正‘我的和你的有关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具有深厚罗马法功底和熟识大陆法系教义的美国学者科克里克(Albert Kocourek)。

除了罗古因(Roguin)、皮卡德(Edmond Picard)、卡比当(Henri Capitant)等学者在其法理学或民法著作中以大量篇幅阐述法律关系理论并产生巨大影响力外，法、意、西、葡等拉丁国家的一些法学家也对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提出挑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与诠释法律关系，(18)随之亦产生不少大部头的研究法律关系的专著(例如：齐卡拉1909年出版的《法律关系》，希尔·法戈阿加1918年出版的《法律关系》，卡斯特罗1933年出版的《国际私法的法律关系》，迪布恩1936年出版的《法律关系理论》，齐库1944年出版的《论法律关系结构》，曼努埃尔·安德拉德1944年出版的《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②Puchta,Georg Friedrich:Pandekten,12.,auf Grund der früheren A.F.Rudorff'schen Bearb.sorgfltig rev.und verm.Aufl./von Th.Schirmer,Leipzig 1877.Seite:36. ③Dernburg,Heinrich:Pandekten Band 1,Berlin 1884.Seite:149. ④即"Allgemeine Theorie der subjektiven Privatrechte und Privatrechtsverhltnisse"。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萨维尼的论述很直接就会将读者引向康德。在这些名字中，耶鲁大学教授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尤其出众。

(31)相关内容如下：权利的概念——就权利所涉及的那相应的责任(它是权利的道德概念)来看——(1)首先，它只涉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的和实践的关系，因为通过他们的行为这件事实，他们可能间接地或直接地彼此影响。例如，一些法学者就曾试图以更远古的希腊哲学说明关系概念的兼容度广阔得多，(36)不限于人与人的关系。(81)S.N.Bratus,"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Civil Law," Soviet Law and Government 1(1962):54-58.。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苏维埃法学家如最早期的斯图奇卡(Stuchka)和帕舒卡尼斯(Pashukanis)，稍后的波沃洛斯基(Povolotsky)，列祖诺夫(Rezunov)，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伊利英斯基(Ilyinsky)以及在民法上极具权威的金茨布尔格(Gintsburg)等均以阶级斗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等作为法的目标。

然而，这样的讨论并未能为一个社会提供符合生活与习惯的规则体系，尤其是规则的文本。参见刘创馥：《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72期。

后者认为，Kocourek强调法律关系必须要有肯定性的内容(positive content)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观念上的东西，法院、当事人依照法律关系行事，但在人们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之前，它都只是一个观念而已，不具有具体的内容，因此它既不具有肯定性也不具有否定性。(28)对于此一论题以及所涉学者的理论细节的介绍，同前注⑦。

"Whatever may be the final word of experts and others as to the value and usefulness of the juristic tables constructed by Professor Hohfeld,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Professor Hohfeld and his learned colleagues inaugurated a new era in legal science.Prior to the year 1917,when the Hohfeld system of juristic terminology was first vigorously advanced as a technical program,it had been suppos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solve all legal problems by reasoning directly from legal rules to juridical results without the aid of an in-termediate technical principle best described as legal relation.That incorrect view has steadily given and is giving ground,and even though Professor Hohfeld's concrete proposal must,as we believe,be rejected,yet his name deserves to be canonized in jurisprudence for initiating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movements since the time of Austin for the scientific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ical method of legal reasoning".See Albert Kocourek,"Alphabet of Legal Relations," ABA Journal 9(1923):237. (42)前者为：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3 Yale L.J.16-59(1913-1914)。实际上，无论是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前抑或颁布之后，一直都有学者对第2条仍然沿袭苏联立法的传统，以法律关系来界定民法调整对象与范围的作法提出质疑。⑨另一位法理学家比尔林延续托恩的理论，从规范角度解释法律关系中的各种权利、权能与义务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兹简单概括如下：(1)是不是普拉尼奥尔或更早的罗古因与温德莎伊德创造了物权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说？(2)普拉尼奥尔与萨维尼是不是因为不懂哲学而错误地否定人对物的关系？(3)康德是不是因为对法学无知而在描述法律关系时忽略了法律制度的细节？ 要回答这几个或更多的枝叶问题，本文认为只需要展示一下康德的以下文本，而笔者认为关键的地方以黑体加粗：我的意志所表现的这种外在的法律关系(rechtliche Verhltnis)，是不是一种对一个外在物的直接关系。(72)亚维奇还从权利主体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般法律关系的概念。在这场交锋中，科克里克关于法律关系的论述获得了菲尔布里克(Philbrick)(55)、巴克(Charles G.Buck)(56)等人的支持与肯定，但也遭到科宾、戈布勒、威利斯(Hugh E.Willis)(57)、雷丁(Max Radin)(58)、克拉克(Charles E.Clark)等人的质疑。

(47) 按照该划分，狭义地使用权利(right)一词所指向的是一种claim right，即请求式的，而且必然与义务(duty)相对应的。此一理论很明显是脱胎自彭莎尔特版的Juris nexus和Juris vinculum这一罗马法遗产)。

(35) 萨维尼在建体系时是有矛盾的，但始作俑者仍然是康德。瓦赫特(Wchter)的教科书有一章以《主观私法权和私法关系总论》④为标题，但内文一开始讲的就是私法的本质，再没有关于法律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述。

谈到权利时，施塔姆勒则进一步指出，个体的权利与义务源自法律关系，不论我们是将法律关系一开始就视为我们与其他个体之间关系的调整抑或是与受法律约束的人之间关系的调整。(13)每一种社会生活关系都包含着规则与合作……不存在不受行为规范约束的社会生活关系。

民法在历史上与商品经济有内在联系，所以民法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法律形式反映商品经济关系的，而商品交换的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在民事关系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12) 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在其赫赫有名的法哲学著作《正义法的理论》(《The Theory of Justice》)中也对法律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的讨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法之所以呈现区块特征主要是制度的力量，而制度在这里代表了历史的延续、代表了现在与过去对谈而为将来谋划。(48) 霍菲尔德的讨论一开始就引入了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s)这个概念，而且将它作为其文章第三节的标题。

参见王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分析法学方法论之基础》，《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关系理论框架的争议在德国虽然一进入二十世纪就戛然而止，但是在其他欧洲国家方兴未艾。

(73)董国声：《苏联关于一般法律关系理论的争论》，《中外法学》1990年第2期。(14)其言下之意是，关系是规则创造的产物，法律关系不能脱离法律规则独立存在。

而在西方法律传统中，这些规则就是制度(尤其罗马法和英美判例法)!在度过了激情的革命岁月而需要法律规范社会秩序时，这些苏维埃法学理论家(例如帕舒卡尼斯基)最终还是要回到传统法学的框架内，而这一务实态度最终也体现在1922年制定的《苏维埃民法典》内。(38)由此看来，关系似乎可以从任何事物与任何事物的比较中获得。

梁慧星：《经济法律关系论》，《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25)此论题在法学上受到较大的关注缘于十九世纪行将谢幕之际(1896年)，著名法国学者普拉尼奥尔(Planiol)在论述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时，以激烈的言词(胡说、荒谬等)批评将物权视为人对物关系的所谓传统理论，(26)并断言： ·法律秩序上的关系不能存在于人与物之间。参看柳经纬：《当代中国民法学的理论转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0页。因此，他认为Hohfeld在图表中提出的其他概念或术语均是对这两个法律关系的否定而已，不属于法律关系。

(17) (二)向欧洲各国传播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德国法学日渐强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等有深厚法学传统的国家)的法学研究均前所未有地对德国学说趋之若鹜，普遍地迎来一股泛德国化的潮流。(63)在法律关系这个论题上，科库诺夫的分析丝毫不比其欧洲同行逊色。

大量的苏联法学译介在中国传播，法学理论研究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法学。胡雪梅：《取消或大幅度修改〈民法总则〉第2条之思考——以帮助我国未来〈民法典〉之完善为视角》，《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在解决日常法律问题的指导思想下，他当然也以很多著名的案例以及既存的法律学说为分析对象。(78)唐德华：《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4页。